被困在加沙的珍妮特·马赫已经两周没有洗澡了。她每天只给三个孩子准备一顿饭，通常是面包和奶酪。
她的堂兄在圣波菲利乌斯东正教教堂为保护7岁和5岁的儿子免遭倒塌的墙壁撞击而遇难，这一切都是由于以色列的一枚导弹造成的。这两个家庭一直住在一起，小男孩和她的儿子在幼儿园是好朋友。
然而，在被围困的恐怖生活中，或许最糟糕的是：珍妮特的丈夫被困在埃及。
加沙浸信会的前牧师汉娜·马赫说：“他们把摩西关进芦苇后，我觉得自己就像他的母亲和妹妹。”“我所能做的就是远远地看着。”
马赫出生于上埃及的索哈格，2012年至2020年担任福音派教会的牧师。在加沙服务的第一年，他与珍妮特结婚，珍妮特的父亲是东正教徒，母亲是浸信会教徒。尽管他被召唤到“艰难的地方”，但在以色列占领下，外交部正在处理复杂的出入境手续。
自2007年以来，以色列和埃及对这个140平方英里的沿海地带实施了封锁。
每次全家去埃及度假，起初都觉得自己再也不应该回加沙了。但直到2020年，每次旅行都以马赫对使命的新承诺告终。那一年，他接受了开罗以南90英里的贝尼苏夫长老会教堂的牧师职位，而一直希望与大家庭保持亲密关系的珍妮感到了平静。
马赫没有。三年后，在珍妮特的祝福下，他重新开始了他的使命，他辞去了他的职位，去年5月，这家人回到了加沙。由于他不再是一个受资助的传教士，他利用这次延长的异象之旅来探索讲坛之外的服务机会。考虑到一个教育或小企业发展中心，他于9月28日独自返回埃及寻求教派合作。
不到两周后，战争开始了，任何人都不允许进出。
马赫说：“我无法集中精力，我没有精力，在教堂遭到袭击后我无法入睡。”“我只是看新闻，为我的家人祈祷。”
他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试图给他们打电话。他从早到晚都在拨打珍妮特的手机，但由于通讯网络在轰炸中遭到破坏，要花几个小时才能接通电话。他们最多能进行五分钟的谈话，但通常在60秒后就会被打断。
有一次，他的儿子勉强笑了笑：“太棒了，爸爸，不用上学。”
马赫的笑容在令人毛骨悚然的统计数字中很快消失了。据报在加沙有8000多人被杀，其中包括至少3324名儿童，另有6000名儿童受伤。公共工程部报告说，43%的住房被摧毁或损坏，220万人口中有140多万人流离失所。
在以色列恢复三条主要输水管道中的第二条之前，用于饮用、烹饪和洗涤的水估计为每人每天3升，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100升。
马赫在加沙城的Tel al-Hawa社区遭到以色列的大规模轰炸。住在圣城医院附近的珍妮特在当地杂货店的货架上找不到食物。圣城医院被指控是哈马斯的藏身之处，大约有10000名流离失所的加沙人在那里避难。
以色列指责哈马斯囤积必需的水、食物和燃料。
战争开始五天后，珍妮特前往希腊东正教教堂避难，当时一位穆斯林朋友在以色列对邻近建筑的袭击中丧生。起初，她和孩子们占据了整个葬礼大厅。现在，有400-500人睡在床垫上，他们共用三间浴室。
圣波菲利斯教堂建于12世纪，可追溯到公元425年，以当地的主教命名，他曾在该地区传教。中东教会理事会估计，约有380名基督徒正在避难。其余的人是穆斯林，分布在该院落的七座建筑中。
以色列国防军说，10月19日的轰炸目标是附近的一个哈马斯指挥中心。据报道，死者中有两名穆斯林和18名基督徒。
除了珍妮特的表妹，还有她的一个好朋友，浸信会教堂一位长老的妹妹，浸信会图书管理员，他的妻子和孙女，以及三个定期参加浸信会主日学校的孩子。
在爆炸发生之前，珍妮特一直在和许多人一起读圣经和祈祷。
“她鼓励收容所的其他人，”马赫说。“现在她需要有人来鼓励她。”
受害者还与约旦河西岸和约旦的福音派教徒有关。另一位加沙浸信会的前牧师汉纳·马萨德失去了他的姨妈，而圣地地方福音派教会理事会主席穆尼尔·卡基什失去了他养子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在密歇根州，前茶党共和党人、第一位当选国会议员的巴勒斯坦裔美国人贾斯汀·阿玛什失去了他的基督教大家庭中的几位亲戚，其中包括两名年轻女性。
但在加沙，为珍妮特寻找鼓励可能会很困难。
2007年哈马斯占领这块飞地时，当地的基督徒人口约为7000人。当马赫成为牧师时，这个数字减少到大约3000人。但他说，现在不到1000名基督徒很少去教堂，同样的100人经常去加沙的三个教堂，常常寻求援助。
他祈祷这场战争能使他们呼求神，但被围困的生活还没有促使他们复兴。相反，他们相信上帝已经离弃了他们，因为他们看到西番雅书2:4——在他们这一代，加沙将被抛弃。
“当了八年的牧师，我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马赫说。“但现在我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很难要求他们相信上帝。”
但珍妮特和其他人别无选择。尽管她的丈夫在爆炸发生后疯狂地要求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但这家人仍然住在东正教教堂。
“我们能去哪儿?”她问我。
“去天主教堂?”-已经满了。
“回我们的公寓?”-没有食物了。
“到南方去?”-马赫早就知道这行不通。
他一直与一位信徒保持联系，这位信徒回应了以色列关于从加沙城和北部全面疏散平民的警告。现在已有80多万人逃离了他们的地区。
但他没有找到栖身之所，食物也比来时少了。
然而，轰炸行动只在南部加强，因为加沙卫生部报告说，在轰炸行动的第二周，三分之二的袭击目标是城市较少的地区。搭顺风车回家时，这位信徒的故事和其他加沙人的类似轶事一样，都在想：你能把这么多人安置在哪里?
许多分析人士——尤其是埃及的分析人士——担心他们可能会被迫离开其他地方。
1967年战争结束后，一些以色列领导人提议将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转移到西奈半岛。白宫为以色列提供的资金要求包括人道主义援助，以“解决逃往邻国的加沙人的潜在需求”。
数十名伤者和数百名持有外国护照的人已经通过拉法边境撤离。马赫一直在拼命联系埃及的教会官员和他在约旦河西岸的大使馆，希望把他的家人加入名单。
他的孩子拥有埃及公民身份，但珍妮特没有。
“我觉得我的思想要爆炸了，”他说。“他们没有燃料到达边境，唯一的其他选择就是留在战斗中。”
加沙的大多数基督徒都住在该飞地首都的老城。浸信会教堂所在的圣公会al-Ahli医院距离东正教大院只有5分钟的步行路程。据报道，尽管有疏散警告，但大多数人仍留在原地，尽管许多人在教堂的避难所。上周，9名婴儿因“担心会再次发生不好的事情”而接受洗礼。
“我们还能做什么?”圣波菲利斯教堂的媒体官员卡迈勒·阿亚德问道。“我们希望活的教会继续在加沙作见证。”
马赫与不同教派的人进行一分钟的对话。
“他们以为自己会很安全，”他说。“但现在他们都告诉我：我们没有希望了，我们会死的，他们正在灭绝我们。”
像许多加沙的巴勒斯坦同胞一样，当地的基督徒对哈马斯没有特别的爱。根据7月份的一项调查，70%的人支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统治，62%的人支持继续停火。一半的人说哈马斯应该停止呼吁摧毁以色列，接受两国方案。近四分之三的人认为哈马斯“腐败”。
然而，巴勒斯坦人也找不到其他办法来克服围困。大约四分之三的人表示支持哈马斯的对手伊斯兰圣战组织，而另一项民意调查发现，79%的加沙人支持武装抵抗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
在2020年对西岸和加沙的基督徒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只有66%的人表示信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而69%的人担心类似哈马斯的武装派别。大多数人（61%）支持一个国家的解决方案。
然而，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表示，哈马斯的行动代表了整个加沙社会。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表示同意，他说，加沙人民负有集体责任。
与此同时，马赫厌倦了政治辞令。当他在Facebook上听到一位美国牧师朋友宣称“所有加沙人都是恐怖分子”时，他感到震惊。马赫不仅仅是熟人，他早些时候还帮助这位牧师制定了一个项目，向他所在社区的阿拉伯人伸出援手。经过几次交流，牧师现在说他在为双方无辜的人祈祷。
马赫说，这是一种进步。
但总的来说，他很生气——对哈马斯，对以色列，对西方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当全世界都在争论以色列为铲除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的恐怖主义而进行的轰炸行动的合法性时，他的妻子和孩子代表了他们政治立场中最被忽视的有血有肉的附带伤害。
因为他们也代表基督的身体。
考虑到听众，马赫措辞谨慎。但是他有一个信息，超越了他对安全与和平的祈祷，包括哀悼他的亲人和以前的羊群。
“要有人情味，”他说。“记住在这场战争中丧生的孩子们，要有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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